主题：新型城市化孕育工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美欧国家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战，促进产业从低端向中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的产业结构成为当前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突破点。城市化是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1.27%，城市化已经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进入到了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新阶段，城市化模式的转变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解决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困境的新的突破口。

一、当前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面临的巨大挑战

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对工业转型升级形成了挤压态势。金融危机后,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纷纷实行再工业化战略,一是继续巩固与强化传统产业的某些环节和产业在技术、产品质量、品牌、环保等多方面的既有，二是努力在信息、节能、新能源和先进制造等新兴技术产业的角逐中抢占制高点。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高调宣布重振美国制造业，宣称通过发展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为促进制造业企业向美国国内回归，美国政府提供的众多税收优惠政策，劳斯莱斯、通用、福特、丰田、西门子等企业纷纷开始重新在美国布置生产工厂。欧美的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发展产业形成了外部挤压效应。

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低端挤出效应。金融危机之后，一是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二是随着我国国内要素成本的逐步上升，廉价劳动力等传统比较趋于下降, 外资制造业业开始纷纷撤离中国，如耐克、阿迪达斯、福特、通用、星巴克、佳顿、卡特彼勒等公司纷纷将其制造环节迁回本土，爱世克斯和水野等跨国公司也开始降低在华的生产比例，转而扩大在越南、印尼的生产规模。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

三、推进新型城市化成为当前工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与以往的以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不同，这种兼具人口型城市化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双重特征的新型城市化要求以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特征，注重从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文化特色鲜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等多个方面，推进城市现代化、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

  工业化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通过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人口的城市化拉动城市化发展，城市是现代工业的集聚地和市场所在地，城市化也是区域工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现代化，因此，新型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推进工业发展模式和工业技术结构、行业结构、空间结构、组织结构和产品及市场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需求的扩展和升级效应，新型城市化将会不断促进资源配置与产业分工打破城市与区域的自然界限、界限，工业化由城市向区域渗透，二、三产业由城市向区域转移，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由城市向区域传递，城乡之间的联系逐步加深，城市的服务功能和辐射能力逐渐提升。其中，在经济腹地的广大区域，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在经济城市，是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的转型与提升。因此，新型城市化将两大核心机制带动城市工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首先，新型城市化推进工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依托成本节约机制，新型城市化能够带来劳动、土地和资金与技术的集约利用，使各类生产要素由分散无序状态向规模型集约型转变，会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改变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率、难循环的粗放型增长发展方式;新型城市化下释放的居民消费需求和需求带来对工业消费品内需的扩张和升级，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工业产品市场的内需能力，改变原有依赖外部出口的发展模式。

  其次，新型城市化推进工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新型城市化下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对技术含量和生态节能产品产生了新的要求，推进工业产品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和行业结构等的优化升级;新型城市化注重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镇协调发展，要求产业要素在城乡、大中小城市之间进行空间转移，形成成本节约效应和规模效应，推进各类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汇合，促使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合理流动，带动工业空间结构、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

  实施以新型工业化为主题的城市综合配套改革。在我国工业转型升级面临内外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全面提升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质量和水平，要求实施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通过城市经济管理体制、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创新城乡建设体制机制、两型产业发展机制、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机制、资源集约利用机制、生态环境管控机制、环境改善机制和政府效能提升机制等，破除阻碍城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型障碍，真正在城市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化之路。